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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花城以及遇罗锦 - 文革遗老  

2009-10-09 04:14:59|  分类: [博客]涂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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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遇罗锦找枪手写的“春天的童话”,个人感觉呢不大可能,因为不合遇罗锦的性格与身份,她并非名人或富人,不大会有人做枪手给她写那样文章,那些文章其实属于争议文章,发表出去惹麻烦,一般人不大会因为她文笔差而给美化当枪手,应当有其他原因。国外虽然可以看到各种禁书以及争议性东西,港台南洋等地会出书但不会关心内陆杂志,要找老花城还真得在国内找。

蛋,调查研究我还可以,随便找了些,哈哈哈,找出点蛛丝马迹。看完后感觉是,冬天的童话是遇罗锦写的初稿,因为内容大胆真实,被习惯粉饰太平正面描写的社会不容,当时编辑们不敢发,4易其稿最后才出版,有大幅删节修改,尤其把遇罗锦人物性格从泼辣改成柔弱,发表后博得大众同情,结果后面春天的童话出版,那个应该也改过,但也许改动不够多,结果人物性格泼辣与前一篇文章大相径庭出现矛盾。春天的童话曾被退稿,也是屡次被编辑部修改,原因不是文笔,是因为敏感内容。故事应该是遇罗锦自己的,她也许跟苏青类似,文笔普通,但写的是实事下笔大胆得人共鸣,因此而出名,未必是因为文字多么好。我从来认为苏青比张爱玲文字才华上差好几个档次,偏时人将她们硬生生相提并论让我很不满。

遇罗锦属于有主见能折腾比较彪悍但也会过日子的那种人,相对自我算是当时社会的异类,为了生存嫁过四次离起婚来也不含糊,可见想得开,不是专心开牌坊的那类。她跟老干部恋爱,编辑部老干部姓马,有妇之夫。2007年她在国外撰文,提到“从维熙,张沪(写”鸡窝“的作者)与王蒙之流,深深看透,只有假、只有壞,在中國才能直上青雲”,可见文坛是个是非窝,文人多政客,互相攻轩。

调查研究中还发现,遇罗锦的确与刘晓庆打得火热过,我以前就捉摸,刘晓庆喜欢遇罗锦的原因,除了其他,应该还有感同身受,遇罗锦离婚敢做敢当跟社会习俗对抗受过压力,刘晓庆自己也是婚外情的人也被人指点过,跟遇罗锦惺惺相吸很自然正常。好玩的是,原来遇罗锦与刘晓庆后来出于某些原因感情淡下去,遇罗锦曾写稿影射刘晓庆(看看我无坚不摧的记忆力,我看的白雪公主跟席梦思的故事肯定就是那一批里的一篇,难怪后来没发完就不见了),那么,刘晓庆后来在遇罗锦出国后公开指责其叛党叛国,哈哈哈,也不是出于简单的“热爱毛泽东热爱祖国”,而是有私仇在里面趁机落井下石哦,两个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阿,这样说起来才正常合理嘛,远远好过唱高调,报私仇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文革遗老进来吧:关于花城/遇罗锦 - 玫瑰 - 锦衣夜行

p.s. 关于花城杂志,当年犯错误当期杂志被收回9万多本,市面少见。啊,稀缺版本,有收藏价值,我唯一能想到的地方就是我妈单位的图书室也许还有旧藏货,呼呼,如果搞到会很值钱!文革遗老进来吧:关于花城/遇罗锦 - 玫瑰 - 锦衣夜行 

好啦,摘抄部分内容如下,有些来自花城,有些来自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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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简单的说一下遇罗锦的婚恋史:她的第一次婚姻是为了解决全家人的生存问题。和一个在东北插队的北京知青结了婚。全家的户口得以从贫困地区迁到东北。婚后生有一子。丈夫携儿子回京探亲时,独自在家的遇罗锦和另一名知青发生了婚外情,第一次婚姻破裂。而情人却迫于压力退缩了。遇罗锦回到北京给人当保姆为生。后来她想与其伺侯一家人,还不如伺候一个人呢,于是嫁给了一个工人。顺便解决了自己的户口问题。有一次,她和丈夫去西山看红叶,路遇一商店卖黄花鱼,丈夫即放弃了去看红叶,转而去排队买黄花鱼(玫瑰注:作者有误,劳工不是当场在香山排队买黄花鱼,而是面对红叶对她说昨天某处碰见处理黄花鱼实在想去排队)。遇罗锦由此看出了两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提出离婚。这第二次离婚却遇到了麻烦,对方坚决不同意。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舆论一边倒的谴责遇罗锦,指责她利用婚姻做跳板,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对那位工人丈夫则给于充分的同情和支持。

    还在第二次婚姻当中,遇罗锦认识了一位新闻单位的领导干部,交往中,似乎有一点感情暧昧。遇罗锦的离婚案闹得沸沸扬扬,举国皆知,这位身居要职的老干部有点胆怯了,可能怕祸及自身或是别的什么原因疏远了遇罗锦。遇罗锦更绝,索性把她和老干部的几十封通信在《花城》杂志上,以《一个春天的童话》为题公开发表。不过杂志已经印好发行的时候,忽被召回销毁。(我这里侥幸存有一本)更有意思的是人民日报破天荒地刊登了一条消息,称遇罗锦是一个行为不检点的女人。遇罗锦从此成为国人口诛笔伐的对象,成了“坏女人”的代名词,为世人所不齿。

    后来,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位教师冒天下之大不韪向遇罗锦示爱,成就了她的第三次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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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曾经翻译《一个冬天的童话》的一名德籍华人出版商邀请遇罗锦到德国短期访问。其后遇罗锦辗转定居在德国,一直没有回来过。其间她多次想接丈夫赴德,但吴范军坚决不去。1992年,在僵持的情况下,吴范军主动提出离婚。1993年,遇罗锦和德国人海曼结了婚,她说自己过得相当安宁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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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出现在社会、公众视野里的短短几年时间中,她虽然作为“英雄”遇罗克的妹妹而博得同情,但更多地是以“祸水”而著名③。她的“童话”更是受到广泛批评,《一个冬天的童话》参加评奖而一波三折④, 《春天的童话》不仅遭到退稿⑤,而且被指认为是对“党所领导的新闻、文艺、政法部门”的“控诉书”⑥。

对《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删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编者按”的修改。《一个冬天的童话》发表时的“编者按”是:“这部作品的作者遇罗锦是遇罗克同志的妹妹。十年浩劫期间,在遇罗克为了捍卫真理被捕以至被残酷杀害前后,她的家庭也经历了种种的磨难。据作者说,此文基本上是根据她个人的亲身经历写成的。我们认为,这部作品所反映的决不只是他们个人的偶然不幸,而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和多年来封建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血统论所必然造成的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现象。正因此,本刊决定发表这部作品。”其实,在“编者按”初稿中还有一段文字:作者把她的作品叫做“实话文学”,又叫做“回忆录”,我们经过考虑之后,权且把它叫做“纪实文学”。⑦

  后来该作品刊登时,并没有以“纪实文学”名义,而是将其搁置在“报告文学”的栏目下,“编者按”初稿中的相关文字也被删去。从“编者按”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时期叙述”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肯定在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封建主义(在《一个冬天的童话》中表现为封建血统论)方面的积极意义;二是肯定报告文学的社会良知和启蒙作用以及尊重事实、正视现实、反映生活的“报告性”文体功能,以此正好与作家的“载道”意义相对接。但是,我们从这一修改、犹疑中还是察觉到当时的编辑们已经感觉到了传统的“报告性”、“公共性”已经不足以说明《一个冬天的童话》鲜明的“私人”特征。

其次是关于“性”描写的删改。遇罗锦在初稿中,有一段描写了她在北大荒与北京知青志国新婚之夜的场景。其中有以下文字:“他坐下来脱裤子,一面望着我,一面脱得赤条精光。”“那冰凉的大脚,硬邦邦的腿骨碰得我身上发疼。”“他的四只手脚一齐迅速地动作,生硬粗鲁地将我的睡衣睡裤、背心裤衩全部脱掉,急切地扔到一边去了。”“没等我想过味儿来,他全身的重量已经压在了我的身上。两只粗硬的大手将我的头紧紧地把住。我闭了眼。”“而下身的意外疼痛,又使我仿佛挨了猛然的一击。”“大约只有一分多钟,他便突然地松开了双手,瘫软地趴在枕上喘气去了。”由于作者标榜这部作品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是“实话文学”,那么,这样细致的“性”描写就被看作是在叙述“真人真事”,当时,这篇作品已经过了四校,马上就要印刷,时任《当代》主编的秦兆阳依然决定删去⑧,遵循他的要求“删得虚一些,美一些”,编辑们紧急进行删改,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感到他用大手轻轻一撩,就钻进了这大被窝。”“我拼命地想别转脸去,可是怎样也无法躲过。”编辑们把具体的动作描写完全删除,甚至将原稿中“我”的“顺从”(闭眼)改为“强烈的反抗”(拼命地转脸)。从修改中我们看到,新时期之初文学对“性”的领域仍处在神秘和急于探索的状态,对真实的人性、情感的表达还十分有限,政治权力话语的干预和规范,传统文学成规的话语力量以及人们思维所具有的惯性在新时期之初依然延续和产生着巨大影响。
  对初稿修改最大的地方是遇罗锦的性格。当时,很多人对于遇罗锦的“离经叛道”非常惊惶,于是,为了作品产生的社会效果以及读者的情感需要,“编辑部在编辑《一个冬天的童话》时,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删减遇罗锦性格中的凶悍,将遇罗锦尽可能地修改得更柔弱些”⑨。 修改的结果广泛博得了读者对她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和爱情磨难的同情,但在随后发表的《春天的童话》中,羽姗(“我”)的咄咄逼人和大胆泼辣与《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柔弱的“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作者性格大幅度的改动,其实隐含着“主流文学”对作家身份以及功能的认定和规范。就遇罗锦而言,“主流文学”界也许并没有将她看作是一名“作家”,充其量视她为一个“文学青年”、“习作者”。在这个意义上,“主流文学”的企图就初现端倪:按照自身的成规来规范和形塑初涉文坛的“作家们”,告诉他们应该写什么、如何写、为谁写。将“遇罗锦”树立为一个“典型”,是给文学“新手”们制定一个标准和划定一条“底线”,同样是给当时的“归来作家”们一个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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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那一段是《花城》最热闹的时候。从上至下对《花城》都是相当支持的。一份刊物有她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时的辉煌,也会有困难的遭遇和难以预测的起伏跌宕。

风浪骤起

  我正在昏头昏脑忙于演唱会并因演出的成功而有些醺醺然的时候,一天回到社里,林坚文低声告诉我:“《花城》出事了!”

  《花城》1982年第1期发了由《今天的童话》修改的《春天的童话》,并附了一个编者附记:

  本刊1981年第一期曾预告第二期将发表《今天的童话》,后因作者还要修改,临时抽了下来。现在发表的是第五稿,并改名为《春天的童话》。

  并在文尾附了作者五次修改的时间。

  修改后的小说究竟写了什么呢?写女主角羽珊痛苦的个人经历,她父母不幸的婚姻生活及她父亲的外遇,她生命中两次没有爱情的失败婚姻,后来碰到了老编辑何净,他喜欢她的小说《过去的故事》,所以关心她的写作情况,一来二去两人就发生了感情,而羽珊在和何净恋爱时何净欺骗了她。小说中何净是重要报刊的重要编辑,又是有妇之夫,这件事本身给羽珊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是羽珊对自己的爱情很坚持,不肯屈服。遇罗锦写这篇小说其实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和清白。为了赋予自己的爱情的正当性,语言狂热,写得非常大胆。

  这是一部自传性小说,又是用第一人称叙事,而且当时遇罗锦和有妇之夫的恋爱正闹得满城风雨,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完全可以对得上号,几乎不需要索引。这就很难不令人产生利用写作丑化对方的看法。

  《春天的童话》的具体发表过程我不清楚,至今我也不太清楚,虽在《花城》编辑部,但我没有过问,也没有人告诉过我;是不是请示过领导,我也不清楚。前面说过,这段时间我搞诗歌增刊和筹办“花城诗歌朗诵演唱会”去了。1982年第1期《春天的童话》发表之后,上面意见很大,要求收回,以收回的版权页为准计算退款,刊物在当地封存。那时《花城》定价才1元,在地摊上就涨到10元,盗版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有出版就有盗版。后来到底退了多少也不是很清楚,大概是9万本左右。这个消息传出去,很多读者根本也不在乎版权页,没版权页的照样买。紧接着,《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工人日报》《文汇报》集中地发表了对其进行全盘否定的文章,有些批评文章对我们刊物也进行了严重的质疑。在这种压力下,编辑部不能不作检讨。局领导要李士非、林振名赶紧组织批判文章,所以紧接着在第3期发表了蔡运桂的《一部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一文。由于思维定势的影响,人们习惯说什么左啦右啦,其实有些批判文章是保编辑部过关的,蔡运桂的文章就是这样,而且是编辑部请人家写的。那时保编辑部过关是第一要务,不存在谁有胆量谁没胆量的问题。编辑部还在刊物上发了一个检查——《我们的失误》:“我们对这篇作品的错误估量偏低,经过报刊批评,我们认识到,它不仅仅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且在政治倾向上也是不健康的……至于主人公羽珊,我们认为她在恋爱、婚姻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是利己主义的。”这个检查是黄文俞和李士非写的。当时这种刊物上的自我检查不稀罕,《清明》《长江》等不少刊物都发过类似的检讨。

  局领导来编辑部召开了一次会,要总结经验教训。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等也参加了。李士非在会上做了检讨,我在会上发了言,谁都不讲话不行,不讲话过不了关;不是我过不了关,是这件事情过不了关,是《花城》过不了关。我发言的大意有两点:一是批评李士非,说局领导已经说过只发《乾坤特重我头轻》,他不该坚持要发《春天的童话》,说他固执,我想不说他有点错,他也难以过关;一是说明起初没发《今天的童话》是因为编辑部内部有争议,并非因为接到宣传部的电话。这是要害。因为宣传部那位处长坚持说他打电话传达了中央宣传部的意见,却不被执行。如果这样,就是一个组织纪律性的问题,性质就变了。那时特别强调党对刊物的领导,还要求编辑部有党支部,如果中央宣传部的意见都不听,那就是个不得了的问题。我没接过这个电话是真,为了维护刊物和有关人员,我却坚持说编辑部没有接过这个电话,我于心无愧。我在会上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后来竟有人夸张地说我在会上大批李士非,造成我和李士非之间的隔膜,多少年我保持沉默。会后,那位处长又问过我:“既然没有接到我传达的中宣部的电话内容,为什么《今天的童话》没有发呢?”他说他确实转了这个电话,我仍坚持不发是因为内部有争议,并非因为接到什么电话。其实我与这位处长私交尚好,一次我出差北京住在张自忠路中纪委招待所,正遇他在那里参加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会议,他又提起当年的电话问题,说:“老范,你是个老实人,但有时候未必说的都是真话。”很伤感似的。我仍说我说了真话,但我心中无法将这件事彻底弄清楚。

  当时广东的风气相对全国已经比较宽松,加之1981年任仲夷来当省委第一书记,气氛更为不同。《花城》因为发表《不是日记的日记》,杨沫和我们杂志的关系比较好。1982年春节前,杨沫由她的外甥女、作家蒋维嘉陪同,到广州来了,住在广东迎宾馆。省委很重视,张汉青让我带他去看她,说杨沫的《青春之歌》教育了我们几代人。深圳特区处境困难,特区领导吴南生等去向她反映过情况。任仲夷去看过她两次,我问她任书记同她谈些什么?她说谈一位老朋友。杨沫个性开朗,富于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还向我谈起她的一段往事。她说三十年代她是进步青年,后来与党失去联系,很苦闷,就想到监狱里找党。她当小学教师,生活很困难,就蒸些馒头到监狱去探望一个政治犯。这个政治犯是地下党员,出狱后约她到北海公园谈心,曾表达爱慕之意,她未接受。多年后这位爱慕者成了任仲夷的同事,并常常谈起她。

  杨沫住在广州这段时间正是遇罗锦的文章最麻烦的时候,我问林坚文说,是不是请杨沫帮我们在任仲夷面前说说话,林坚文是个非常慎重的人,他说好,但千万不要勉强杨大姐。我与杨沫谈了,杨沫欣然应允,帮我们向任仲夷反映情况。直到她临走前一天,她外甥女陪她到友谊商店购物,恰好碰到任仲夷的夫人王玄,她说她快要走了,想去跟任书记告别,王玄说老任出差了。她又在王玄面前大力肯定了《花城》的成绩,要王玄在任仲夷面前也多替《花城》说话,无论如何要保住《花城》。任仲夷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春天的童话》带来的风波在他的关心与多方的努力下就这样平息下去。

所谓“作家避难所”

  也是在这时,《花城》一度被人称为“作家的避难所”。有些作家是自己想过来,有些是我们邀请来,住在三元里的矿泉客舍,当时这个矿泉客舍还算一个比较高级的处所。1982年初,杨沫、遇罗锦、谌容(因《人到中年》受批评)、张洁(因《爱,是不能忘记的》受批判)、戴厚英(因《人啊,人》受批判)和叶蔚林等一批有争议的作家都来过。除杨沫住迎宾馆,其余都住矿泉客舍。

  张洁和遇罗锦很沉静。张洁来之前我问杨沫张洁长得啥样,杨沫说很文静,像一个漂亮的小媳妇。谌容和戴厚英爱说笑,有一天她俩向我提出,广东早茶很有名,要饮一次正宗的广东早茶。我与她们说定去中山五路惠如酒家,这家算是老字号茶馆,门前两根柱子上面盘龙雕凤,有传统气息。她们听说要起早,说杨沫大姐就不去了吧,杨沫说她要去。出版社车辆有困难,约好她们从三元里步行到迎宾馆,接上杨沫再一起步行去惠如酒楼。那时喝茶很少有小房,都是大厅大台,不论认识或不认识,一坐下就海阔天空说起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家人呢。我们坐上一张大台,与别人并台,说着说着就和桌上别的人聊起来。同桌是一位香港消防员,回来探亲,同几个亲戚一起来饮茶。戴厚英和谌容性格开朗,和那位消防员聊天,还要学说广州话。张洁比较内向,话少。遇罗锦这次有感自身处境,话也少。她们那时和《花城》关系都不错,给了杂志很多稿子。

  遇罗锦并未因《春天的童话》受很大冲击,她在北京一家杂志当美编,领导对她不错,她和我们编辑部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她比较容易亲近,中等身材,偏胖,有些姿色,她和杨沫一起到我家包过饺子,很勤快也很能干。她知道我不赞成她的原稿《今天的童话》,其实我和她之间并未有芥蒂。再见她时已是1984年,我到北京组稿。那时旅店少,外出最难办的是住宿。贺捷生(贺龙的女儿)帮我订个房间,订在“养蜂夹道”里边,就是中南海后门对面的中央首长俱乐部,里面有游泳池、网球场,条件不错,但不自由,不能接待客人。遇罗锦去看我,就坐在传达室,旁边有警卫站岗,她脱掉鞋子把腿放在长沙发上斜坐着,大大咧咧给我讲个不停,一讲几个小时,旁若无人,站岗的解放军总是看她的两只大脚。她请我到她家去,我说没时间,她说要么明天吧,她约晓庆(刘晓庆正因为写《我的路》受批判,并准备自己筹拍电影,与遇罗锦走得很近),一起给你包饺子吃。我说真的没时间,就没去。那时,遇罗锦跟刘晓庆打得火热。不久,听说她真的同刘晓庆一起到西藏拍电影《无情的情人》去了,刘晓庆要她为剧本把文字关。

  1985年,省总工会办《五月》杂志,邀我和苏晨当主编、副主编,帮助创刊。经我提议,又将张欣从《羊城晚报》调过去任编辑部主任,马莉从电视台调过去任编辑。苏晨要我向遇罗锦约稿,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不久稿子来了,写一个演员的道路,是个中篇,但只写了一部分,没完。刊物比较缺稿子,苏晨主张发,我确实有点担心,不知她后面会写出什么来。稿子陆续寄来,苏晨和我感觉不太对头,因为明显在影射她不久前的好友,可能有真有假,大概是两人闹了什么矛盾,稿子发了不好,但又不能中途停止不将稿子发完,连载了三四期,刘晓庆也看到了。后来上海《电影时报》的主编于之来广州,我和丘峰在小观园请他吃饭,他到迟了,说是从小岛宾馆刘晓庆那里赶过来的,并对我说:“晓庆叫你去一趟,她对你发的那篇文章意见很大。”我一听就恼了,刘晓庆的口气也太大,“叫去一趟”,我说不去,她有意见她来找我谈,好歹我也是个主编,不是她可以招之即来的。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广东女作家张欣最初是和张洁相识,张洁来广州有时住在她家。张洁推荐了她一个中篇小说《此剧哪有尾声》给我,我给发了。应该说这是张欣发的第一个中篇。在这篇小说发表之前,有人说张欣不会写东西,但后来事实证明张欣是个有才华的优秀作家。在张欣当《五月》杂志编辑部主任时,遇罗锦提出想到深圳看看,主管《五月》的省工会张传英副主席同意,就请了她,记不清她为什么是绕道乘船从汕头过来的,我和张欣接的船,并让张欣陪她去深圳转了一圈。

  1985年,遇罗锦再给《花城》一个中篇小说,文章没有标题,写的就是一个编辑向她组稿的经过,小说将编辑丑化为伪君子,写这个编辑又到北京,女作家到机场去接,人群中她张开双臂要拥抱他却被他拒绝,到了招待所却拿出事先写好的编辑部的假证明,假称两人是夫妇开房同住。《花城》的编辑们看了后暗笑,我让退稿,要遇罗锦修改后再寄来,并建议标题为《夏天》。这个稿子退回后她就没再跟我们联系,也没有见别的刊物发表。我感到奇怪,因为她是个发表欲很强的作者。后来听说她去了德国。听说是一个德籍华人邀请的,此人好像姓黄,没有很多钱,但深爱中华文化。此前他请过两批中国作家,遇罗锦出走令他十分尴尬。我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见到过他,他头扎一条肮脏的手帕从中国展台前走过,却没有进来。

  说真话,我一直为遇罗锦惋惜,听说她在德国生活得很不顺,而且毫无作为。我想,如果在国内她不至于那样,她还会写出许多作品来的。

  《春天的童话》对《花城》还是有些影响:有一两期刊物质量明显下降,上面盯得严,大家缩手缩脚放不开。但不久《花城》又恢复了她的生气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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